影片以受害者的视角从侧面呈现出印度曼尼普尔邦的社会和历史。导演豪巴姆·帕班·库马尔表示，他生长在曼尼普尔，一直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。记录这里发生的故事就像是在记录自己的成长，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人们反思，这样的冲突真的应该存在吗？他说：“曼尼普尔就像个缩影，大家为了自己的资源在不断地斗争，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很残酷，我觉得我有义务为此发声，我希望不要再这样了。”影片较为出彩的地方在于对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握。首先，影片情节安排详略得当。《长安三万里》虽然讲述盛唐转衰之事，却将主要篇幅集中在高适和李白的成长和友谊上，朝堂大事几乎舍去，只讲与高适直接相关的边关之难。如此安排，将时代与人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其次，影片悲喜交加的叙事节奏，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，较好地服务影片的叙事主题：盛世有华章，乱世出英豪。总体而言，影片以意象化长安的方式，呈现出强调个人的寻道之路和赞颂文章的传承之功两大叙事主题。一方面，长安是有志者施展抱负的宝地，以高适为代表的人们怀揣着鸿鹄之志意欲前往长安。但所谓“三万里”实则是天涯之距，盛世太平如梦幻泡影，长安衰败只在朝夕之间，甚是无奈。然为人臣子，当忠于君王所托之事，最终高适大退敌军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填得自我赤子心，却赫赫然归于天地，望在山水与诗歌间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我，寻己道，行己道，以文章显道。另一方面，长安作为唐诗名篇的容纳之所，彰显盛唐气象。影片结尾处，高适怀抱《河岳英灵集》，与随侍玩起“长安”飞花令，描绘出“长安”诗背后的人与物，史与事，道与法，诉说着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的真谛。也正因此，影片传递出一种悲情，这种悲，既是情绪之悲，即大时代下人物身不由己的宿命之悲；更是情感之悲，即反抗宿命而寻求自我的悲壮；还是情怀之悲，即兼具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的悲悯。这种悲怆掩藏在乐观主义与豁达心境之下，并随着长安的故事层层递进，圈圈晕染而开，最终在文与道的和谐图谱中化为人文关怀，给人以温情之感。于是，故事寥寥几笔道出一众盛唐名人的悲惨结局；将杜甫置放在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静好岁月中；让李白肩比彩云，同仙鹤归，在声声猿啼间，踏轻舟拍绿浪，乐辞白帝城。